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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生活窘困，看到孩子进步，是妈妈最大的安慰。陈安摄 1年半前，甘苗花，河源东源县的普通农妇，只身一人带着年仅三岁半的儿子首次来到省城，在越秀北路租了一间不到7平方米的房改房阁楼。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陪伴属重度聋儿的儿子到距此不远的省残疾人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类似甘苗花的外地陪“训”妈妈在省残疾人康复中心还有30多个，基本上都来自粤、湘、赣等地，为了方便接送残儿上下课，她们大都居住在康复中心旁越秀桥东风路至中山路之间的廉价房改房中，这一带因此被知情者戏称之为陪“训”妈妈一条村。 康复培训有家长参与效果更佳 省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人陈土新说，这条特色村是近两三年陆续形成的。据他介绍，该中心是广东省综合性康复机构和技术资源中心，其聋儿康复教育位于全国前列，吸引了广东省内及邻近江西、湖南的外地残疾儿童送到这里进行康复训练。目前在该中心聋儿康复部共有近六十名外地残疾儿童，其中有20多名是全托，因为种种原因家长不能长住广州，每月或每周来探望一次。 他说，由于康复培训必须是6岁以下的幼儿，一方面孩子需要家长照顾，其次医学也证实康复培训有家长的参与效果更佳，所以中心并不赞成全托，剩下的30多个残疾儿童的家长（一般是妈妈）就长住广州专职陪孩子康复，大部分就近在中心周边租房，就这样形成了陪“训”妈妈一条村。 有些为患儿举家搬到广州 据介绍，陪训“妈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妈妈专职陪孩子在此培训，而爸爸则留在老家工作，每月寄钱过来；还有一种是为了孩子康复，父母及孩子一家三口从外地迁来，爸爸在广州找工，妈妈则专职在家陪小孩康复，陪训村中大多数属于前者。 来自湖南衡阳的陈女士说，儿子两岁时发现听力受损，夫妇俩于是放弃了在衡阳的工作，全家三口迁到广州为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她说，当初作出这个决定一是考虑广州的康复技术较强，其次衡阳的工资也太低，在当地工作肯定负担不起孩子康复费用，所以干脆全家迁来“也好互相有个照应”。 妈妈们每天奔走于“两点一线” 昨天上午8时30分，记者在中心见到二十多个还未离开的陪训妈妈，她们每天8时准时将孩子送到中心，下午4时又到中心接孩子回家，进行辅导，每天的生活是典型的“两点一线”。 甘苗花说，有几个陪训妈妈曾试过出去找份工补贴家用，“但根本上就找不到，白天有时中心也会打电话要求去和孩子一起学习”，“本来做钟点工最合适，但是多数钟点工都是下班后再上门的，这时我们又要辅导孩子”。试过几次不行也就只能罢休。 这些外地残疾儿童刚开始到广州很不习惯，甘苗花说儿子康复半年放假期间曾回过一次家，然后就闹着不肯回来广州了。她说，一则广州对他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些残疾小孩子对外界危险感觉比正常孩子迟缓得多，妈妈们不敢让聋儿独自出门玩耍，大多下午放学就关在家里；其次由于聋儿脾气易暴躁，容易打架，“但聋儿都戴有昂贵的助听器，打起来很容易损坏”，所以陪训妈妈个个租单间居住。 她们都面临巨大家庭压力 大多数陪“训”妈妈的家庭关系难以和睦。李女士就坦陈两夫妇经常吵架，吵到最后，都会扯到这个残疾孩子身上，好像家里种种问题困难都与他有关。甘苗花表示，与家公家婆吵架时，他们多次骂出“生个残疾儿子来，还不如不生”的话头，令她十分伤心。据她们自己分析，一是“摊上这样的孩子，夫妇双方及长辈心里都不痛快”；其次，康复训练带来的资金压力，让家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再加上家庭成员长期天各一方，家庭关系难免会紧张。 康复中心教育康复部部长李春玉说，由于康复期短则一年，长则数年不等，互相之间没有照应，所以部分家庭生活质量急剧降低，去年就有一个陪“训”妈妈因此与丈夫离婚；还有一个单独在家工作的丈夫因工作太累，又无人照顾，三十几岁就病逝。 （本文全为化名） 陪“训”妈妈多背负巨额债务 虽然租住单间，绝大多数陪“训”妈妈都因为孩子的康复背负了巨额债务，多的早已超过10万元，所以她们都挑最便宜的单间住，“房间经常是老鼠蟑螂成窝”。 甘苗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仅房屋租金、生活费和康复培训费就超过了2000元，这已是她做货车司机的丈夫的全月工资。此外，孩子康复培训最必需的助听器或电子耳蜗才更让家长头疼不已，甘苗花在陪训妈妈中算是运气特好的，由于她儿子康复效果较好，通过中心获得香港一慈善机构捐赠的电子耳蜗（价值18万元），否则凭她自己全家的收入估计一辈子也难以凑齐这笔巨款，但是她孩子在康复中心训练1年半，“光是手术费及康复费都让我头大，我已向亲戚借了7万多元”。 来自梅州的王女士是全中心公认最“富有”的陪训妈妈，她5岁半的女儿这半年来的康复费及手术费共花费了近50万元，“但女儿的电子耳蜗每次换根电线都要上千元，搞得我头都大了”，她表示自己家里也在负债。 |
| 记者 刘显仁 通讯员 肖培坚 2005-06-14 广州日报 责编:w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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